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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无锡灵山大佛留影

【人物简介】傅宏星，男，汉族，1970年9月生于新疆石河子市，祖籍重庆市铜梁县。现任湖南科技学院国学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兼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目前历史学博士研究生在读，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章开沅先生和“长江学者”朱英教授，专业为近代经济社会史，主攻民国学术史、教育史和外语学科史。先后主持湖南省教育厅高校科研项目“湖南抗战研究：钱基博的兵学思想及其实践”(项目编号11C0587)，并参与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著作有《钱基博年谱》、《吴宓评传》等2部;而文献整理方面(主编)的著作，则有《大家国学•钱基博卷》、《武侠丛谈》、《钱基博集》(1至4辑)、《吴芳吉全集》等25部。

　　中瑜：傅老师，你好!听说你在湖南科技学院是一个享受“特殊”待遇的人才，著作等身，所以前来向你请教一下。

　　傅宏星：您客气了!

　　中瑜：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有什么“特殊”吗?

　　傅宏星：所谓的“特殊”，大约是指我的编制在学报编辑部，但又不管任何事，只埋头做自己的学术吧。

　　中瑜：讲一下原因。

　　傅宏星：这个与我来永州的缘由有关：2010年8月，当时自己正在编钱基博先生全集，需要寻找相关资料。朋友告诉我，有人曾在孔夫子旧书店(网店)拍卖了一本《礼记约纂》，是不是去了解一下?我就上网去看，发现是一个网名叫“西岩书生”的人拍得了此书。查看了交易记录之后，我断定他应该是一个活跃的书友，于是就用“西域刀客”的网名给他发了一个短信，对该书的章节内容、版本印刷和品相进行询问，如果适合，自己愿意出双倍的成交价格请求转让原书或者复印件。大约是自己写得很诚恳，对方回了一封很专业的短信，告诉我该书的版本、页码、印刷、品相等情况，而且留下了真名“张京华”。我问他：“您是不是湖南科技学院的张京华教授?”同时留下了自己的真名。他回复说“是”，同时也问我是不是写作《钱基博年谱》的“傅宏星老师”?双方“隔空”交流之后，一见(实未谋面)如故，就称兄道弟起来。没过多久，张教授对我提了一个建议：你干脆来我们湖南科技学院吧，我们学校领导很重视人才。

　　中瑜：你马上就答应了?

　　傅宏星：没有。那年我刚40岁，从事学术研究，纯粹是业余爱好，有时间就写一点做一些，对于能否进入高校不敢太过奢望。没想到张教授很认真，他不仅向学校领导提议，还打了正式的申请报告。校领导经过慎重研究，与人事处达成共识，让我过来面试。而我当时走不开，正在新疆伊犁搞引水工程，请不了假。就想推到元旦之后，对方答应了。

2006年国家图书馆古籍部

　　中瑜：你跟张京华教授初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傅宏星：2011年元月2日。因为我在公司搞设计的，只有冬天有两个月的假，所以，我是元旦从乌鲁木齐飞抵长沙，第二天才到达湖南科技学院。与张京华教授见面之后，有相见恨晚之感。

　　中瑜：张京华教授留给你的第一印象如何?

　　傅宏星：他博学、敬业，为人低调，专心学术，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张教授来永州搞研究，其中民国学术史这一块，学校里几乎没有人能跟他对话，而自己恰恰是以研究民国为主的，可以跟他交流。在学术路径上，张教授从研究激进派入手，最终肯定了保守派的审慎态度;而我专注于文化保守主义的研究，可以与张教授形成良性互动。以“古史辨派”为例，它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形成的一个重要史学派别，在探讨中华文明源头这个问题上，不仅发表了大量“骇世惊俗”的“创见”，而且也开启了文化虚无主义的“潘多拉之盒”。有意思的是，中国1949年以后的大量考古发现，恰恰证明了尧舜时代和“三皇五帝”是真实存在过的。我和张教授为此进行了很多交流和探讨。

　　最让我肃然起敬的地方，是张教授身上特有的“民国风范”，勤勉专注，心无旁骛，看重学问，爱惜人才。他曾经推荐过很多人来永州，包括朱雪芳博士和我。可以说，没有张教授的鼎力举荐，学校不可能破格引进我，包括住房安排和夫人的工作安排，都让我非常满意。

　　中瑜：张京华教授给我们的印象不仅学术专业，而且为人也很真诚、仗义，乐意助人。你就是在他的“召唤”下来到我们永州的?

　　傅宏星：是的。我在永州呆了三四天，觉得等结果也不是味道，于是去怀化一个朋友那里玩了三天。之后，又跑到长沙的湖南师范大学见朋友。哪知道我到师大还没有住下，就接到湖南科技学院师资科杨攀老师的电话：“傅老师，恭喜你，学校破格录用你了!”自己一勾指头，前后才九天时间，其中还包括双休日。学校师资引进工作的高效迅捷不能不让我惊叹!

　　中瑜：开始在企业，现在到了高校，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份变化?

　　傅宏星：到目前为止，其实在我身上曾经拥有三个身份：文学青年、工程师、学者。

　　中瑜：请分开来谈谈。

　　傅宏星：我毕业于西南工学院机械系本科专业，母校现在改名西南科技大学了。我读书的时候，学校几乎全部是工科大系，没有文科。好在还有一张校报，每月出两期。为了办好报纸，党委宣传部特意开办了学生记者站，招了不少学生，可能是考虑到这些理科生功底太差，对我们进行了专门的写作培训。自己曾写过五六十篇通讯，发了二十多篇。在校时，自己是一个标准的文学青年，做了三年的学生记者和一年的文学社社长，所以至今还很感谢老师们当年手把手教会我写文章。

2008年南通张謇墓园

　　中瑜：工程师身份呢?

　　傅宏星：大学毕业后，自己先去了一家国营企业，后来又在一家大型上市公司工作。该公司是做管道工程的，我主要从事机械设计和工厂设计，先后参与了国内多项重点引水工程的技术设计和制造管理工作，曾任集团公司研发部副经理。时间过得好快，转眼就是十六年。十六年的工作经历，使我收获很大。我经常跟同学们讲，一个人一定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平时除了学习和工作之外，唯一的爱好就是游山玩水，不会打牌玩麻将，不喝酒抽烟，只喜欢安静读书。

　　自从认识张京华教授之后，我来到了永州，也渐渐喜欢上了永州，已经四年多了。这四年也是我此生最开心最幸福的四年，所有的工作自由做主，有领导爱护，同事关心，我才能专心做好学问。

　　中瑜：学校对你很器重的啊!既然谈到了研究，我想问一下这些年来你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哪些?

　　傅宏星：来永州的第一年，学校为了给我一个学术平台，特意成立国学研究所。也就是2011年，我出版了六部书，2012年五部，2013年四部，2014年六部。当然，这些都是文献整理方面的著作，以前有所积淀，到这里变为了成果。

　　中瑜：来永州之前，你的著作如何?

　　傅宏星：2007年一部，2008年两部，2009年没有出，2010年两部。

　　中瑜：从你的研究成果来看，到学校工作还是比在企业强啊!

　　傅宏星：校园的治学环境肯定是企业无法比拟的，我感觉湖南科技学院的学习环境、工作环境、生活环境都很好，我很知足，跟做梦一样。为了回报学校对我的关心，我只有努力工作。在我来永州的第三年，又考上了华中师大的博士，导师是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和“长江学者”朱英教授。章老今年九十高龄，仍在关心学术，笔耕不辍，他是享誉世界的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现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的创办人和领导人，对辛亥革命、近代商会史、南京大屠杀、基督教大学等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

2014年与历史学家汪荣祖先生合影

　　中瑜：你很有福气啊!跟了一个这么有名的大师。

　　傅宏星：说起来也有一段故事。

　　中瑜：哦，那就说来听听。

　　傅宏星：2006年，我的第二部著作完稿时，一直在犹豫交给谁出版。后来忽然想到了章开沅先生，于是试着给他写了一封信。没想到章老一看书稿扎实，很快就给我联系好了在华中师大出版社的出版事宜，并直接促成了2007年2月钱基博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召开。

　　中瑜：你怎么对钱基博如此感兴趣呢?

　　傅宏星：应该说我是对他儿子钱钟书感兴趣在前，由研究钱钟书到研究吴宓，再由研究吴宓到研究钱基博。

　　自己读高中时，中央电视台正好播放了电视剧《围城》，那是根据钱钟书同名小说改编的。自己看了觉得很有味道，于是找来小说读，一下子就喜欢上了钱钟书。后来，又读了很多他的书，但就是《管锥编》读不懂，所以到了大学期间，自己拼命钻研。为了弄懂钱钟书的学问，就开始研究他的老师吴宓先生。吴宓是留学美国的第一批比较文学学者，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在外语学科方面有很多开创性的贡献。自己在三十岁之前，有事业、爱情等方面的挫折，而吴宓又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也是一个悲剧人物。自己深入其中之后，不能不受其影响。吴宓留下了二十大册日记，可以说很少有人能认真读完。而自己则精读了两遍，知人论世，备受蛊惑。

　　中瑜：你这样搞研究，有点爱屋及乌的味道啊!

　　傅宏星：呵呵。学术研究的味道就在这里，可以纵横延伸。吴宓研究告一段落之后，就赶紧研究起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来。钱基博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古典学者，也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自己研究之后，很痴迷，很开心，一钻研就是十五年。

　　中瑜：那么，你的导师章开沅先生为什么也对钱基博先生这么有感情呢?

　　傅宏星：钱基博先生是一位有着强烈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的教育家。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执教浙江大学中文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国文系和南岳抗日干部训练班，书生谈兵，击蒙御寇，留下了许多足以流芳百世的鸿篇巨著。1946年抗战胜利后，他转任武昌华中大学中文系教授。华中大学，就是现在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章开沅先生年轻时曾与钱老同在该校历史系任教，有过直接的接触，对其学问和人品更是知之甚深。前面讲了，章老曾任华中师大校长，因此在他身上有一种感人至深的文化担当和历史责任感。还记得第一次去拜见章老，他对我说：“我这一生自认为还算勤奋，还能做事，但仍多未了之情，未尽之事。”章老所说的“未了之情，未尽之事”，其实就包括整理钱老的遗著和弘扬他的学问这两个方面。而没料到我的出现，正好了却了章老的这个心愿。今天，自己有幸成为“章门弟子”，也可以说是老先生对我的一种奖掖和激励。目前《钱基博集》已出版了十九册，八百万字。

　　中瑜：你有如此规模的文献整理著作，在学术界也算是佼佼者了!我想，在你长期的学术研究中，肯定为此付出了不少心血，也有不少故事，对吗?能否讲几个给大家听一听?

　　傅宏星：人生如写书，故事自然少不了。就按你的要求，简单说几个吧，也是跟研究钱基博有关的，搜集有关资料时的经历。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个“南水北调”工程，却鲜有人知道，新疆也有一个“北水南调”工程，它要穿越准格尔盆地，中间采用大口径钢管伸缩节，在新疆做不了，公司就委托无锡的两家民营企业生产。为了保证质量，公司请了两位驻厂监理，我是甲方代表，两边抽查，但大多数时间耗在了无锡图书馆古籍阅览室。因为钱基博是无锡人，自己渴望从无锡的旧书和旧报纸中找到跟他有关的东西。去的次数多了，就跟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混熟了。自己的阅读速度很快，结果馆里的工作人员有时就变成了我的专职服务员。最后，他们干脆让我自己去书库翻阅，只要求从哪里拿的看完之后放回原处。自己十分惬意，前后整整十个月，几乎可以说是“横扫”无锡图书馆。古籍阅览室经常来看书的本地乡贤对我调侃说：小傅啊，我们在无锡几十年了，从来没有进过书库，而你现在享受了最高待遇。

　　中瑜：真有你的!除了无锡图书馆，你还去了其他地方的图书馆吗?

　　傅宏星：我去过很多地方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就在无锡工作时，自己还去了上海、苏州、南通、常熟等地的图书馆。

　　中瑜：湖南呢?

　　傅宏星：你快别提湖南了，第一次来长沙找资料，我还摔了一跤，差点闪了腰。为了搜集资料，我去一些图书馆时，有时不得不谎称是某个高校的研究生、老师。因为你身份与学术不沾边，对方根本不予接洽。我到湖南图书馆查资料，正好是2008年大雪之际，滴水成冰，自己在长沙预订了一间房子，交了半个月的房租，而当时湖南省图书馆的条件也不是很好，天寒地冻，冷风飕飕地吹。我住了十天，基本上找到了想找的东西，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哪知道出门时滑了一跤。后来，决定提前返回新疆，而旅馆又不肯退剩下的房租。

　　中瑜：这样的付出在你看来，值得吗?

　　傅宏星：值得!只要能有利于学术研究，再苦再累也值得。我这个人，不但勤奋，到处找资料，而且在找的过程中广结善缘。在无锡图书馆时，一位老先生对我说：“你如此痴迷钱基博，比我们无锡人还像无锡人，不如直接写一本《钱基博年谱》吧。”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后来真的完成了。

　　中瑜：这也是一种无巧不成书。

　　傅宏星：是啊!我的《吴宓评传》创作也是偶然。到乌鲁木齐工作之后，经常逛书店。那里的民营书店不仅卖书，而且有文化沙龙。自己经常去参加这些活动，表现很活跃。有一次，自己去以文会友，《新疆经济报》的记者黄山也在场，听我讲过之后，回去回味一下觉得挺有意思的，于是主动邀约我聊一聊，然后根据我们的聊天内容写了一篇新闻稿子但未经本人审阅就发了出来，标题是《傅宏星：一个研究吴宓的年轻人》，内容显示我为学者，弄得我下不了台。朋友们劝我：既然记者都宣传了，而你手上有那么多吴宓的故事，不如干脆写出来。我自己想了一下，觉得也是。就在假期到处采访，到过陕西、成都、北京、重庆等地方。利用三年假期，就采访了三年。吴宓生前去过的地方，自己基本上去了，该采访的人也都基本上采访了，所以完成著作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有趣的是，某个出版社的编辑见到我时，以为弄错了。因为在他脑海里，能够研究吴宓、写《吴宓评传》的人，至少是四十岁以上的人，所以对方当时问了我两个问题:一、为什么喜欢研究吴宓?二、多大年龄?

　　中瑜：你当时多大年龄?

　　傅宏星：二十七岁。

　　中瑜：了不起!如果从你在企业一边工作一边从事学术研究算起，已经很多年了，而且硕果累累。请问你是用什么方法来推动自己的学术研究的?

　　傅宏星：没有什么特殊方法，我很喜欢钱钟书的一句名言：越是聪明人越要懂得下笨功夫!自己这辈子就是在用笨功夫搞研究，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心无旁骛。

　　【记者手记】做访谈三年多，采访的人物一百多，而其中的学者却很少。近来，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把访谈做得更好，更受网民喜爱。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先做好两个方面：一是抓住一些时事新闻的截点，采访更多的平民百姓，彰显媒体的百姓情怀。二是选择采访一些永州各个高校的教授，向高知识分子请教。我发现，采访高校老师可以迫使自己学习许多新鲜知识，有的难免是囫囵吞枣，但总比“空腹”要好。或许，有的网民以为采访学者太高雅太纯粹，会影响点击率，但我会做到尽量融入一些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故事，让访谈变得生动有趣一些。比如，这篇访谈，傅宏星教授就很有意思，他和张京华先生的交往足可以成为学术界的佳话，而且他为了寻找资料所下的“笨功夫”，也让人肃然起敬。不知你们以为如何?